谁有〈〈史通——自叙〉〉的全译文啊，急用！！谢谢

求《史通》六家、二体的译文

六家部分译文：
自古以来称帝称王的人编辑著述文章典籍的情况，在《史通·外篇·古今正史篇》中已经详细地介绍它们了。从古到今，实质内容与外在形式交替变化；各种史书的创作，不拘泥在同一种史书体上。加以探讨以后做出结论，这些史书的流派有六种：第一叫做《尚书》流派，第二叫做《春秋》流派，第三叫做《左传》流派，第四叫做《国语》流派，第五叫做《史记》流派，第六叫做《汉书》流派。现在就简略地陈述一下六大流派的旨义，在后面将它们列举出来。 《尚书》流派的史书，它的诞生产生于远古。《易经》上说：“黄河出现背上有图形的龙马，洛水出现背上有图形的神，圣人仿照它制作八卦、文字。”所以知道《书》的起源由来已久了。到孔子时在周王室观看《书》，得到虞（舜）、夏、商、周四代的典籍，于是删取其中较好的部分，确定为《尚书》一百篇。汉代孔安国说：“因为它是上古时期的书籍，所以叫它《尚书》。”《尚书璇玑钤》说：“尚是上的意思。上天降下日月星变化的迹象，显示节令的顺序季节变化的度数，如同天体的运行一样。”三国王肃说：“君上所说的话，在下面被史官记载下来，所以叫做《尚书》。”这三种说法，它们的意义各不相同。大概《书》的主要旨义，本始于发号令；是用来宣扬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正当道理，向臣子属下发布言论。所以《尚书》所记载的，都是典章、谋议、训诫、诰令、誓词、册命等六方面的文字。至于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这二种典章，径直叙述人事；《禹贡》这一篇，记载的都是地理知识；《洪范》篇是概括叙述灾害祥瑞；《顾命》篇陈述的全都是丧葬礼仪：这五篇也都是作为记言史书体例不纯粹的部分。又有一部《周书》，和《尚书》的体裁相类似，也就是孔子删削一百篇以外的周朝典籍，总共是七十一章。上起自周文王，周武王，下终于周灵王、周景王。大多都严明恰当、切实忠诚，言辞庄重高雅拥有正大的道理；有时也有肤浅的平庸之言，污浊不堪的东西相列参错，大概好象后来喜欢多事的人所增添的。至于《职方》篇的言论，与《周礼》的记载没有什么区别；《时训》篇的叙述，与《礼记·月令》篇相比大多相同。这都是历代帝王经、史一类的典籍，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五部分儒家经典的单独撰述。自从周王朝衰落下去以后，《书》这种记言体例于是被废止。一直到汉、魏时期，没有能够继承这种史书体例的人。直到东晋广陵相鲁国人孔衍，认为国史是因来表彰言论行为、昭示法规制度的东西，至于做人的道德规范，常有的事情，不值得详细列举，于是删取汉、魏时期的各种史书，选取其中美好动听的词句、典文有据的言辞、足以作为借鉴的内容，确定它们的篇章顺序，纂写成独立的一种史书体裁。由此便有《汉尚书》、《后汉尚书》、《汉魏尚书》的创作，总共是二十六卷。到了隋朝秘书监太原人王劭，又记录开皇、仁寿时期的史事，按次序对它们进行编排，按照类别相互统属，各自确立它们的篇目，编纂成《隋书》八十卷。探寻该书著书的主旨和体例，全都是以《尚书》作为仿效标准。推究《尚书》所记载的内容，像君主臣子之间的相互对话，如果言词意旨可以称赞，那么一时的言论，篇篇都接连记载；如果言论不值得记载，话语没有能够称述的，像这些过去的事情，即使有所脱漏省略，而阅读的人却不认为这种作法是错的。等到隋朝中期以后，文献典籍大丰富了，一定要剪裁取当代的史文，效法古书的编纂方法，记载事情并不是改变了作法，而道理上却似乎有些像守株待兔一样墨守成规。所以孔衍所撰写的《汉尚书》、《后汉尚书》、《汉魏尚书》等《尚书》体著作不能流传于社会了。至于称帝称王的人没有本纪，三公九卿缺少传记，就会使纪年月份失去顺序，官爵和乡里难以周详。这都是以前所忽视，而当今所要重视的，比如王劭的《隋书》，虽然想要仿效商书、周书，效法虞书、夏书，考察该书的体例，竟然与三国王肃所撰《孔子家语》、临川王刘义庆所撰《世说新语》相类似，可以说是“画虎没有画成却反而像条狗”了。所以王劭的《隋书》在隋代受人嗤笑，确实是有原因的啊。
二体译文：
三皇五帝的时代，记载历史的书有三填与五典，这些离现在时间已经很悠远，不能够知道当时的详细情况。从尧舜以下一直到周朝的历史，都记载在古文《尚书》中。但是当时的社会敦厚朴实，文字记载简略，想要拥有完备的体系，当然会存在缺陷。之后孔子写了《春秋》，司马迁写了《史记》，史书的体例，到这时候在完备了。之后的作品，都相互因循，稍作改动，改变名目，范围有限，哪里有可以超过这二者的！荀悦，张璠都是跟孔子一样撰写编年史的人，而班固，华峤都是跟司马迁一样撰写纪传体史书的人。只有这两家，相互夸耀分辨他们的利弊，都可以说出来。
《左传》以日月为次，以时间为序，中国外夷，同一时间，同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，没有不详细记述事情经过的。用一句话说明道理，言语没有重复的。这就是它的长处。而贤士贞女，有才有德的，关系到重要事件的人，一定会审视仔细，详细记录。而不重要的事情和不关系国家治理的人，就不会违背正道而详细地记录。像绛县老人，杞梁的妻子这样的人，有的是因为跟晋卿对话而被记载，有的是因为与齐君对话而被记载。有像柳下惠这样贤能和像颜回这样仁德的人，却最终不能够被记载，显露他们的言行。所以说编年体史书记载细致，那么一根细草都不会放过，说记载粗疏，那么连大山都放弃。这就是它的短处。
《史记》这部史书，本纪用来记在大事，传用来记载小事，表排列年代和爵位，志概括遗漏，记载天文，地理，国典，朝章，显隐必备，大小不失。这是它的长处。至于说到同一件事情，分在多篇之中纪录，故事不连贯，前后多次出现，《高祖本纪》中就说记载在《项羽本纪》中，在《项羽本纪》中则说记载在《高祖本纪》中。又因为按照类别排列编次，不区分年代，后发生的事情却记载在前面，先发生的事情却记载在末尾，就使得汉代的贾谊与楚国的屈原记载在一起，鲁国的曹沫与燕国的荆轲记载在一起。这就是它的短处。
对比二者的胜负，各有优缺点。东晋干宝的著作中，就盛赞孔子而贬低司马迁。他说：能以区区三十卷史书，概括二百四十年的历史，没有遗漏。看他的种说法，是有说服力的吗？观察春秋时的事实，记载在《左传》之中的，大概只有三分之一。左丘明知道它的简略，所以写了《国语》作为补充。但是在《国语》之外仍有很多遗漏之处，哪里能说它是囊括了所有的事情而没有遗漏呢？况且左丘明世为史官，体例均仿照《左传》，而前汉的严君平，郑子真，后汉的郭林宗，黄叔度，晁错，董仲舒的对策，刘向，谷永之的上书，都是高德备才，驰名中外，意蕴深远，言及军国大事的。而他们有的因为职位卑微，不干预朝政，有的因为文章繁琐，事情众多，难以理出头绪。都省略不写，这样则是可以的；若感情方面有所吝啬，不见削减，那么《汉书》传世的将有百卷，并列于十二篇本纪之中，就恐怕显得纷繁琐碎了，耗尽力气也无法一一阐明。所以班固了解这一情况就设立纪传加以区分，使它清晰可观，纲纪有别。荀况厌恶它的冗长繁琐，又依据《左传》剪裁了班固所著的历史，总共三十篇，得到历代人的褒奖，成就超越了原书。
但是班，荀两种体例，相互竞争，想要废除其中一个，也很困难。后来的作者，都没有超越这两种途径。所以晋代史书有王隐，虞预辅以干宝的《晋纪》。宋代史书有徐爰的《宋书》和沈约的《宋书》加上裴子野的《宋略》。各有自己的优点，并行于世。干宝的言论，仅是一家之言。

《史通·二体》译文
（我们历史文选也考过这篇，翻译应该没问题^_^）


在三皇五帝的时代，书籍曾经有《五典》、《三坟》，可距离现在太久远了，没办法闹得一清二楚。从唐尧、虞舜以下直到周朝，这些记载组成了《古文尚书》。但是当时的世道仍旧很淳朴，文字奉从简略，要索求完备的史书体裁，原本上就不存在。此后左丘明给《春秋》作解释，司马子长编写《史记》，史书体裁到这时才完备了。后来接续的作品，相互遵照着写出来，即便有改动扩大，也仅仅变换一下各自的书名篇目，范围本来就有限，谁能超出这个范围呢？大致上说，荀悦、张璠属于左丘明的一派；班固、华峤，属于司马子长的同类。只是这编年、纪传两大史书流派，各自看重夸耀本流派，一定要辨明他们的优点与缺点，才能够说出个究竟来。
像《春秋》这样的史书，缀联日期和月份形成编排次序，标列季节和年份来互相接续，中原国家与边疆各部族，在同一年同一时期，没有不完整地记载那些事件，显现在读者的眼前。道理全都包括在一桩记载中，语句没有重复出现的现象。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！至于贤能的士人，贞烈的女子，才华出众的人，品德美好的人，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有关系，必定予以高度注意观察而完整地加以记载，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关系不大，只有坚持正直的原则的才详细地加以述说。例如绛县的老翁、杞梁的妻子，有的是晋国的国卿才获得记述，有的是因为答对齐国的国君才被记载的。他们中存在着贤惠像柳下惠，仁德像颜回那样的人，最终也没能够彰显他们的姓名、显扬他们的言行。所以论起编年体史书细小内容的处理，就连最细微的事情都不遗漏；说起编年体史书重要内容的处理，就连十分重大的事情都给抛弃掉。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！
像《史记》这样的史书，本纪用来包举朝廷大事，列传用来曲折详细地记载小事，表用来按表格形式标列年代和爵位，志用来总括本纪、列传和表所遗漏的内容。至于天文地理、国家法典、朝廷规章，明显的和隐微的，必定都完备地包括进来；重要的和次要的都不遗漏：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！至于同是一桩事件，分散在好几篇里，断断续续，彼此分离，前后多次重复出现。在《高祖本纪》里就说事件叙述在《项羽本纪》中，在《项羽本纪》里就说是事件详载在《高祖本纪》中。又编排同类的人物，不讲求年月的先后，时代在后的人却选出来位于前面，时代在前的人却压下去归入后面，于是致使西汉贾谊与楚国屈原在同一行列，春秋鲁国的曹沫与战国燕国的荆轲编在一起，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！
考察这二种史书体裁的长处与短处，相互存在着得失，而晋朝干宝编著史书，竟大力称赞左丘明，却深深贬抑司马子长。他的主要意思是说：左传能用三十卷的简短篇幅，包括二百四十年的史事，没有遗漏。探究他这种说法，称得上是有力的论断吗？查验春秋时期发生的史事列入左氏所记载的，大致上获得三分之一罢了。左丘明自己也清楚他那书的缺漏，所以又编撰《国语》来增广它，可是除《国语》记载的以外，还有很多缺漏，怎么能说《左传》包罗无遗了呢？假设左丘明世世代代担任史官，都仿照《左传》写编年史，至于前汉的隐士严君平、郑子真，后汉的名士郭林宗、黄叔度，晁错、董仲舒回答帝王询问的书策，刘向、谷永的献纳奏章，这些人物全都是品德在各类人中占第一，名声传布天下，识见能洞察细微和明显的地方，言论上能把军国方面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，他们有的因为自身隐遁，地位低下，不参与朝政；有的因为文章冗长，事迹很多，难以进行次序编排，全都省略而不记载的话，这还勉强说得过去。如果必定是真实情况而有舍不得的地方，不加以删除的话，那么记载西汉一代历史的包括志和列传在内的一百卷汉书的内容，全部列入十二帝纪中，将恐怕成为既琐碎又很杂乱、力尽疲乏毫无力量的东西了。因而班固知道结果会像这样，就设立帝纪、列传来区分，使它们历历可观，主次有区别。荀悦厌烦班固的编排不切实际，又依照左氏的编年体另成一书，对《汉书》进行剪裁压缩，才为数三十，历代却称赞他这部新著，认为超过了《汉书》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班固、荀悦为代表的纪传、编年两种史书体裁，比试生命力争占上风，想废弃其中的一种流派，压根也就很困难了。后来写史书的人，超不出这两种写史书的途径，所以晋朝的国史有王隐、虞预先后写成纪传体《晋书》，却又用干宝的编年体《晋纪》来相配；《宋书》有徐爰、沈约先后写成的纪传体《宋书》，却又分化出裴子野的编年体《宋略》，它们各自是有本身的优点，在世上一起流传。看来干令升（宝）的说法就太偏激了，它只是墨守编年体一家而已。

『原文』

予幼奉庭训，早游文学，年在纨绮，便受《古文尚书》。每苦其辞艰琐。难为讽读，虽屡逢捶挞，而其业不成。尝闻家君为诸兄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每废《书》而听，逮讲毕，即为诸兄说之。因窃叹曰：“若使书皆如此，吾不复怠矣！”先君奇其意，于是始授以《左氏》，期年而讲诵都毕，于时年甫十有二矣。所讲虽未能深解，而大义略举。父兄欲令博观义疏，精此一经，辞以获麟已后，未见其事，乞且观馀部，以广异闻。次又读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三国志》，既欲知古今沿革，历数相承於是触类而观，不假师训。自汉中兴以降，迄乎皇家实录，年十有七，而窥览略周。

但於时将求仕进，兼习揣摩，至於专心诸史，我则未暇。洎年登弱冠，射策登朝，於是思有馀闲，获遂本愿。旅游京洛，颇积岁年，公私借书，恣情披阅。至如一代之史，分为数家，其�杂记小书，又竞为异说，莫不钻研穿凿，尽其利害。加以自小观书，喜谈名理，其所悟者，皆得诸衿腑，非由染习，故始在总角，读班、谢两《汉》，便怪《前书》不应有《古今人表》，《后书》宜为更始立纪。当时闻者，共责以童子何知，而敢轻议前哲，於是郝然自失，无辞以对。其后见张衡、范�昱集，果以二史为非，其有暗合於古人者，荩不可胜纪，始知流俗之士，难与之言，凡有异同，蓄诸方寸。

『译文』

我年幼的时候接受家庭教育，早早的学习文献经典。还是在十一岁时，就学习了《古文尚书》。常常苦于它的文字艰涩繁琐，难以记诵。虽然多次遭到责罚，但这方面的学业还是没有完成。曾经听到家父给各位兄长讲授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往往会丢掉《尚书》去听讲《左传》。等到讲完了，就向哥哥们陈述。因而私下感叹：“如果让我读的书都像《左传》这样，我就不再懈怠了。”家父认为我的想法不同寻常，于是开始教授我学习《左传》，满一年后所有的讲解和记诵都做完了。这时我刚刚十二岁。当时，讲解的内容虽然不能深刻的领悟，但主要的意思也能弄清楚了。家父又让我广泛地阅读一些注解经义的书，（以求）能够精通这一本经书。但发现书中文字在“获麟”之事以后，就没有记载相关的事件了，期望看到剩下的部分，来增加自己的见闻。接着又读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和《三国志》。继而想要了解古今历史的沿袭变革，历代相互承接，于是把接触到同类的书籍都拿来阅读，也不需要借助老师的指导，从汉代光武中兴以来，到各种皇家史料的记录，虽然年龄只有十七岁，但是都已普遍的阅读了。
但在那时将要求取功名，参加科举，只好兼代研习揣摩，至于专门用心研读各种史书，我就没有闲暇的时间了。等到年过二十，通过了科举，在朝廷里作了官，到那时想着自己有了空闲，才得以实现了原来的愿望。游历来往于长安和洛阳之间，经过很多年的积累，无论公家还是私人藏书，都尽情翻阅。至于像某一代的史书，会有各家的分别，研读期间 零星 记载一些资料汇聚成册，对于各种不一的说法，没有用尽心力苦心揣摩，以求辨明真伪。再加上自己从小时候看书，就喜好谈论人物的是非曲直，我所感悟的道理，都出自我的内心，绝非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只言片语。所以，还是年少的时候，阅读班固、谢承的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，就奇怪《汉书》中不应该有《古今人表》，《后汉书》应该为更始帝刘玄立本纪。当时听到我这些疑问的大人们，一同责备我，认为小孩子知道什么，敢来非议先贤。于是我也就感到羞怯，以为是自己错了，无言以对。但在那以后看到张衡和范晔的集子，他们果然认为这两本史书有错误。这期间还有很多暗合古人的想法，不可胜记。从那以后才知道一般庸俗之人，难于和他们交谈。凡是自己有和前人不同的观点，我都予以保留，铭记在心间。

自叙

予幼奉庭训，早游文学，年在纨绮，便受《古文尚书》。每苦其辞艰琐。难为讽读，虽屡逢捶挞，而其业不成。尝闻家君为诸兄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每废《书》而听，逮讲毕，即为诸兄说之。因窃叹曰：“若使书皆如此，吾不复怠矣！”先君奇其意，於是始授以《左氏》，期年而讲诵都毕，於时年甫十有二矣。所讲虽未能深解，而大义略举。父兄欲令博观义疏，精此一经，辞以获麟已后，未见其事，乞且观馀部，以广异闻。次又读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三国志》，既欲知古今沿革，历数相承於是触类而观，不假师训。自汉中兴以降，迄乎皇家实录，年十有七，而窥览略周。 其所读书，多因假赁，虽部帙残缺，篇第有遗，至於叙事之纪纲，立言之梗概，亦粗知之矣。 但於时将求仕进，兼习揣摩，至於专心诸史，我则未暇。洎年登弱冠，射策登朝，於是思有馀闲，获遂本愿。旅游京洛，颇积岁年，公私借书，恣情披阅。至如一代之史，分为数家，其�杂记小书，又竞为异说，莫不钻研穿凿，尽其利害。加以自小观书，喜谈名理，其所悟者，皆得诸衿腑，非由染习，故始在总角，读班、谢两《汉》，便怪《前书》不应有《古今人表》，《后书》宜为更始立纪。当时闻者，共责以童子何知，而敢轻议前哲，於是郝然自失，无辞以对。其后见张衡、范�昱集，果以二史为非，其有暗合於古人者，荩不可胜纪，始知流俗之士，难与之言，凡有异同，蓄诸方寸。及年已过立，言悟日多，常恨时无同好，可与言者。维东海徐坚，晚与之遇，相得甚欢，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，管仲之知鲍叔，不是过也。复有永城朱敬则、沛国刘允济、吴兴薛谦光、河南元行冲、陈留吴兢、寿春裴怀古，亦以言议见许，道术相知，所有扬扌�，得尽怀抱。每云德不孤，必有邻，四海之内，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！
昔仲尼以睿圣明哲，天纵多能，睹史籍之繁文，惧览之者不一，删《诗》为三百篇，约史记以修《春秋》，赞《易》道以黜八索，述《职方》以除九邱，讨论坟典，断自唐、虞，以迄於周，其文不刊，为后王法。自兹厥后，史籍逾多，苟非命世大才，孰能刊正其失？嗟予小子，敢当此任？其於史传也，尝欲自班、马以降，迄於姚、李、令狐、颜、孔诸书，莫不因其旧义，普加�革。但以无夫子之名，而辄行夫子之事，将恐致惊愚俗，取咎时人，徒有其劳，而莫之见赏，所以每握管，叹息迟回者久之。非欲之而不能，实能之而不敢也！既朝廷有知意者，遂以载笔见推，由是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。每惟皇家受命，多历年所，史官所编，粗为纪录，至於纪传及志，则皆未有其书。长安中年，会奉诏预修《唐史》；及今上即位，又敕撰《则天大圣皇后实录》。凡所著述，常欲行其旧议，而当时同作诸士，及监修贵臣，每与其凿枘相违，龃龉难入。故其所载削，皆与俗浮沈，虽自谓依违苟从，然犹大为史官所嫉。嗟乎！虽任当其职，而吾道不行，见用於时，而美志不遂，郁怏孤愤，无以寄怀。必寝而不言，嘿而无述，又恐没世之后，谁知予者？故退而私撰《史通》，以见其志。
昔汉世刘安著书，号曰《淮南子》。其书牢笼天地，博及古今，上自太公，下至商鞅，其错综经纬，自谓兼於数家，无遗力矣。然自《淮南》以后，作者无绝，必商扌�而言，则其流又众。荩仲尼既没，微言不行，史公著书，是非多谬，由是百家诸子，诡说异辞，务为小辨，破彼大道，故扬雄《法言》生焉。儒者之书，博而寡要，得其糟粕，失其菁华，而流俗鄙夫，贵远贱近，传兹�牾，自相欺惑，故王充《论衡》生焉。民者冥也，冥然罔觉，率彼愚蒙，墙面而视，或讹音鄙句，莫究本源，或守株胶柱，动多拘忌，故应邵《风俗通》生焉。五常异禀，百行殊轨，能有兼偏，知有长短，苟随才而任使，则片善不遗，必求备而后用，则举世莫可，故刘邵《人物志》生焉。夫开国承家，立身立事，一文一武，或出或处，虽贤愚壤隔，善恶区分，苟时无品藻，则理难铨综，故陆景《典语》生焉。词人属文，其体非一，譬甘辛殊叶，丹素异彩，后来祖述，识昧圆通，家有诋诃，人相掎摭，故刘勰《文心》生焉。若《史通》之为书也，荩伤当时载笔之士，其义不纯，思欲辨其指归，殚其体统。夫其书虽以史为主，而馀波所及，上穷王道，下�人伦，总括万殊，包吞千有，自《法言》以降，迄於《文心》而往，固以纳诸胸中，曾不蒂芥者矣。夫其为义也，有与夺焉，有褒贬焉，有鉴诫焉，有讽刺焉。为贯穿者深矣，其为纲罗者密矣，其所商略者远矣，其所发明者多矣。荩谈经者恶闻、服杜之嗤，论史者憎言班、马之失，而此书多讥往哲，喜述前非，获罪於时，固其宜矣。犹冀知音君子，时有观焉。尼父有云：“罪我者《春秋》，知我者《春秋》。”抑斯之谓也！
昔梁徵士刘孝标作《叙传》，其自比於冯敬通者有三。而予辄不自揆，亦窃比於扬子云者有四焉。何者？扬雄尝好雕虫小伎，老而悔其少作；予幼喜诗赋，而壮都不为，耻以文士得名，期以述者自命。其似一也。扬雄草《元》，累年不就，当时闻者，莫不哂其徒劳；余撰《史通》，亦屡移寒暑，悠悠尘俗，共以为愚。其似二也。扬雄撰《法言》，时人竞尤其妄，故作《解嘲》以讠州之；余著《史通》，见者亦互言其短，故作《释蒙》以拒之。其似三也。扬雄少为范��、刘歆所重，及闻其撰《太元经》，则嘲以恐尽酱瓿，然刘、范之重雄者，荩贵其文彩，若《长杨》、《羽猎》之流耳，如《太元》深奥，难以探赜，既绝窥窬，故加讥诮；余初好文笔，颇获誉於当时，晚谈史传，遂减价於知已。其似四也。夫才唯下劣，而迹类先贤，是用铭之於心，持以自慰。抑犹有遗恨，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。何者？雄之《元经》始成，虽为当时所贱，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，其书必传；其后张衡、陆绩，果以为绝伦参圣。夫以《史通》方诸《太元》，今之君山，即徐、朱等数君是也；后来张、陆，则未之知耳。嗟乎！傥使平子不出，公纪不生，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，烟烬俱灭，后之识者，无得而观。此予所以抚卷涟ㄝ，泪尽而继之以血也。

『上海春高考部分译文』

『原文』

予幼奉庭训，早游文学，年在纨绮，便受《古文尚书》。每苦其辞艰琐。难为讽读，虽屡逢捶挞，而其业不成。尝闻家君为诸兄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每废《书》而听，逮讲毕，即为诸兄说之。因窃叹曰：“若使书皆如此，吾不复怠矣！”先君奇其意，于是始授以《左氏》，期年而讲诵都毕，于时年甫十有二矣。所讲虽未能深解，而大义略举。父兄欲令博观义疏，精此一经，辞以获麟已后，未见其事，乞且观馀部，以广异闻。次又读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三国志》，既欲知古今沿革，历数相承於是触类而观，不假师训。自汉中兴以降，迄乎皇家实录，年十有七，而窥览略周。

但於时将求仕进，兼习揣摩，至於专心诸史，我则未暇。洎年登弱冠，射策登朝，於是思有馀闲，获遂本愿。旅游京洛，颇积岁年，公私借书，恣情披阅。至如一代之史，分为数家，其�杂记小书，又竞为异说，莫不钻研穿凿，尽其利害。加以自小观书，喜谈名理，其所悟者，皆得诸衿腑，非由染习，故始在总角，读班、谢两《汉》，便怪《前书》不应有《古今人表》，《后书》宜为更始立纪。当时闻者，共责以童子何知，而敢轻议前哲，於是郝然自失，无辞以对。其后见张衡、范�昱集，果以二史为非，其有暗合於古人者，荩不可胜纪，始知流俗之士，难与之言，凡有异同，蓄诸方寸。

『译文』

我年幼的时候接受家庭教育，早早的学习文献经典。还是在十一岁时，就学习了《古文尚书》。常常苦于它的文字艰涩繁琐，难以记诵。虽然多次遭到责罚，但这方面的学业还是没有完成。曾经听到家父给各位兄长讲授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往往会丢掉《尚书》去听讲《左传》。等到讲完了，就向哥哥们陈述。因而私下感叹：“如果让我读的书都像《左传》这样，我就不再懈怠了。”家父认为我的想法不同寻常，于是开始教授我学习《左传》，满一年后所有的讲解和记诵都做完了。这时我刚刚十二岁。当时，讲解的内容虽然不能深刻的领悟，但主要的意思也能弄清楚了。家父又让我广泛地阅读一些注解经义的书，（以求）能够精通这一本经书。但发现书中文字在“获麟”之事以后，就没有记载相关的事件了，期望看到剩下的部分，来增加自己的见闻。接着又读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和《三国志》。继而想要了解古今历史的沿袭变革，历代相互承接，于是把接触到同类的书籍都拿来阅读，也不需要借助老师的指导，从汉代光武中兴以来，到各种皇家史料的记录，虽然年龄只有十七岁，但是都已普遍的阅读了。
但在那时将要求取功名，参加科举，只好兼代研习揣摩，至于专门用心研读各种史书，我就没有闲暇的时间了。等到年过二十，通过了科举，在朝廷里作了官，到那时想着自己有了空闲，才得以实现了原来的愿望。游历来往于长安和洛阳之间，经过很多年的积累，无论公家还是私人藏书，都尽情翻阅。至于像某一代的史书，会有各家的分别，研读期间 零星 记载一些资料汇聚成册，对于各种不一的说法，没有用尽心力苦心揣摩，以求辨明真伪。再加上自己从小时候看书，就喜好谈论人物的是非曲直，我所感悟的道理，都出自我的内心，绝非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只言片语。所以，还是年少的时候，阅读班固、谢承的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，就奇怪《汉书》中不应该有《古今人表》，《后汉书》应该为更始帝刘玄立本纪。当时听到我这些疑问的大人们，一同责备我，认为小孩子知道什么，敢来非议先贤。于是我也就感到羞怯，以为是自己错了，无言以对。但在那以后看到张衡和范晔的集子，他们果然认为这两本史书有错误。这期间还有很多暗合古人的想法，不可胜记。从那以后才知道一般庸俗之人，难于和他们交谈。凡是自己有和前人不同的观点，我都予以保留，铭记在心间。

刘知几是哪个朝代的人
《史通·自叙》中也曾披露,他在科举前“未暇”“专心诸史”,而“射策登朝”之后,“思有余闲,获遂本愿,旅游京洛,颇积年岁,公私借书,恣情披阅。”这说明,知几在幼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,他从家庭教育中很早就喜欢上了史学,确立了学史、研史的志愿。二十岁前由于父兄的黛陶,也一度喜爱诗赋文章,颇得世人称...

名家名篇:王充
“(《史通·自叙篇》)如此之言,王充在《自纪》也曾有过。他说:“又伤伪书俗文,多不实诚,故为《论衡》之书。”把批判现实之虚妄,求得道理之衡,作为他撰写《论衡》的宗旨。然其违俗,必遭人毁。但其永抱一贯之宗旨,因此在反驳他人为难时,表现出其勇士气概。他说:“论贵是而不务华,事尚然而不高合。论...

染习的意思是什么
在古代文人的著述中，“习染”一词常常被提及。唐刘知几在《史通·自叙》中提到，他从小读书，喜欢谈论名理，这些领悟皆源于内心的感悟，而非外界环境的熏陶。宋琪在《宋史》中也有类似的观点，他指出，河流附近的水味甘甜，是因为地脉相通所致，同样，人的善恶也源于后天的熏染。“习染”不仅指的是...

欺惑的意思是什么
欺骗迷惑是描述一种行为的词汇，这种行为旨在误导他人，使其产生错误的认知或信念。在古代文献中，这一概念被广泛提及。例如，在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中，提到一些人能够以其言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来欺骗和迷惑众人。唐代的刘知几在其著作《史通·自叙》中也提到，虽然儒家经典内容丰富，但也存在不少糟粕，...

暗合道秒的意思?
没有经过讨论，双方的想法恰好一致。例如，母亲的话语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。无意间与某事物或原理恰好相符。例如，《水浒传》中的108位好汉的人数正好暗合三十六天罡、七十二地煞之数。未经商讨而意思契合。唐·刘知几在《史通·自叙》中提到：“其中有与古人暗合之处，难以尽数。”在《醒世恒言·赫大...

服杜的引证解释服杜的引证解释是什么
服杜的引证解释是：⒈东汉服虔和晋杜预的并称。两人均善治《春秋左氏传》。引晋范宁《＜_梁传＞序》：“《左氏》则有服杜之注，《公羊》则有何严之训。”唐刘知几《史通·自叙》：“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，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。”。服杜的引证解释是：⒈东汉服虔和晋杜预的并称。两人均善治...

师训的意思是什么
刘良在《史通·自叙》中的注释中提到：“既欲知古今沿革、历数相承，於是触类而观，不假师训。”这句话强调了通过观察和学习来了解历史变迁的重要性，同时也指出了师训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性。师训不仅限于技艺的传授，还包括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的积累，使徒弟能够全面成长。在现代社会，虽然...

博而寡约的意思
1、博而寡要，汉语成语，拼音是bó ér guǎ yào，意思是学识丰富，但不得要领。出自《史记太史公自序》。2、示例：《隋书经籍志一》：“此其所以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者也”。唐刘知几《史通自叙》有言：儒者之书，博而寡要，得其糟粕，失其菁华。而流俗鄙夫，贵远贱近，传兹牴牾，自相欺...

包吞的引证解释包吞的引证解释是什么
包吞的引证解释是：⒈包含。引唐刘知几《史通·自叙》：“夫其书虽以史为主，而_波所及，上穷王道，下_人伦，总括万殊，包吞千有。”。包吞的引证解释是：⒈包含。引唐刘知几《史通·自叙》：“夫其书虽以史为主，而_波所及，上穷王道，下_人伦，总括万殊，包吞千有。”。拼音是：bāo...

德不孤,必有邻什么意思
出自《论语.里仁》：“子曰：‘德不孤，必有邻’。”南朝．宋．谢灵运《鞠歌行》：“德不孤兮必有邻，唱和之契冥相因。”南朝．梁元帝《金楼子．后妃》：“吾垂白之年，虽亲所闻见，然而德不孤，必有邻。且妒妇不惮破家，况复甚于此者也？”唐．刘知几《史通．自叙》：“每云德不孤，必有邻。